俯下身，怎么找到突破口？
“云山村是個高山村，海拔1500米以上包養，面積54.8平方公里，各村包養網小組住得分散，想要挨家挨戶走訪，沒個一兩周下不來。全村96.7%是拉祜族。200多戶貧困戶大都是文盲半文盲。我是村支書，自包養網家的經濟條件都不好，怎么讓村民相信我能帶著他們致富？”扶貧干部不缺，缺的是群眾信服的扶貧干部。土生土長的李明遇到的問題，城里來的干部有同樣的困惑。
黃宏光：兩年多前剛接到駐村任務時，心里沒底。在村里走訪了一圈，不知道從哪兒包養下手。老百姓都盯著扶貧工作隊，拿什么樣的業績取得群眾信任？
我們開局做的包養網是民心工作，幫助因病致貧的貧困戶包養網陳其美治病。甲狀腺瘤在他脖子上掛了17包養年，干不了活兒，養不了家，村里誰看見都說他可憐。我們幫陳其美聯系手術，通過醫療救助政策報銷了90%的醫藥費。村民們都看在眼里，后來把我們工作隊請到祠堂，湊錢請我們吃了一頓飯，當然錢是我們結的。這在農村算是很高的禮遇了，工作也就打開了局包養面。
張曉華：心態決定狀態。有些扶貧干部對貧困戶沒感情，把落實扶貧政策當作“施恩”于民，工作不扎實，群眾就反感。有些貧困戶說：“只打電話慰問有啥用，既沒送來政策，又不帶真金白銀，還凈耽誤干活！”還有個別剛畢業的大學生，駐村后不會農村話、不懂農村活、不知農村事，怎么能跟村民推心置腹，包養怎么了解實際情況，找到扶貧突破口？
杜繼英：在開始階段，駐村扶貧多少會有些“本領恐慌”。我覺得，只要能俯包養網下自己的身子、擺正自己的位置，真心為群眾脫貧致富想法子、干實事，大家跟著你得到了實惠，自然就會信服你。
黃宏包養網光：增強扶貧本領，除了熟知政策之外，還要問計于民。一村一地的農民，往往比外來的扶貧干部更知道本地適種什么作物、發展什么產業。在劉家嶺村，我們經常包養網和村干部一起走訪，不僅向貧困戶講政策，還向富裕戶問計策。目前我們正在準備發展雷竹產業和紅豆杉產業，就是問計于民的結果。
李明：過去制約我們村發展的最大因素就是基礎設施。不少老百包養姓的房子是茅草房、杈杈房，有些地方甚至連水都用不上，一到農忙時節就發愁。很多村小組不通路，老百姓把自家種的、包養養的運出來賣，只能靠人背馬馱，不少好東西就爛在山里，實在可惜。
現在水電、包養網道路、住房各方面的條件都比過去改善很多。在蒿枝壩等村小組，村民搬進了新居，看上了電視。拉祜族包養網是很好客的，有外面的客人到家里，一定會邀請他看電視，這是我們接待客人的一種方式。
識真貧，“人情制約”怎么包養破？
包養“2014年以前，政策規定貧困村的貧困發生率要在12%以上，當時按照貧困程度倒排，劉家嶺村的貧困人口有196戶。駐村包養之后，我們召開精準識別討論包養會，從晚上開到凌晨仍沒有結束，村民代表都想為自己村組多爭取名額。這種情況難以避免，只能靠上門入戶篩查。我們嚴包養格按照政策核實清理，確定了139戶。因為要篩掉不少人，工作難度很大。駐村第二周，掛在村委會的‘精準扶貧辦公室’的牌子就被人砸了。”扶貧干部們的體會是，一碗水端不平，后續工作就難開展。
張曉華：在村民小組會上，我發現一個普遍現象——當著鄉里鄉親識別貧困戶，村民往往不肯講實話，怕傷面子、得罪人。怎包養網么辦？向左鄰右舍了解情況，也很難保證準確。
我們最常包養用的是通過“四類人員”大數包養網據系統進行比對、清理。四類人員指的是財政供養人員、公司法人或股東、家庭購置車輛以及城區購買商品房的人員。被核實為“四類人員”的，取消貧困戶資格。有位卿姓村民2014年被納入貧困戶，當時是因學因病致貧。但到了2015年，他家購買了10多萬元的貨車，每年收入3至4萬，超出貧困線標準。他自身不愿“脫貧”，隱瞞了包養網買車、有收入的事實。扶貧干部在入戶走訪中聽說后，便去車管所核實，包養網確認群眾反映情況屬實，卿某的貧困戶資格被取消了。
杜繼英：搞好精準識別，村兩委班子要團結起來，抵制歪風邪氣。在我們的扶貧工作會上，村民代表經常嚷著大嗓門跟我和村主任講理，激動時還拍桌子。我覺得當面說真話好，對開展扶貧工作更有利。
黃宏光：識別貧困戶都是走“申請、評議、審核”的路子，其中村民評包養網議起重要作用，這是鄉村民主的實踐形式。但要看到農村也是人情社會，單純看民主評議的話，有可能選出來的多是大姓家庭，而真正的貧困戶被漏掉了。我們后來將貧困戶名單上墻公示，讓來“討公道”的村民自己去“比窮”。這一包養招管用，村民們服氣多了。
趙建根：“精準”二字每一步都是坎兒，識真貧是扶貧工作的第一步，要扣好這“第包養網一顆紐扣”，必須“丁是丁卯是卯”，容不得半點虛假。同時，貧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貧困戶怎么動態識別、適包養時調整，還需要在實踐中摸索更合理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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