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貧搬遷只不過是個新的起點，面對“如何融入新環境、如何易地再就業、如何傳承傳統文化”等問題，這場近千萬人的遷徙還遠沒有到達“終點”。
初冬的夜來得早。在我國西南腹地——貴州省從江縣貴運社區的一個小廣場上，跳廣場舞的大媽們在響亮的音樂聲里包養不厭其煩地變換隊形，健身器旁圍滿了壓腿、扭腰的中年男女，孩子們則撒了歡似的在人群中瘋跑，把籃球拍得咚咚響。
三年來，這個廣場見證了1407戶6465人在此開啟“新生活”，他們從從江縣19個偏遠鄉鎮搬遷至此，住進包養了59棟新樓、1608套新房里，在不經意間成為全縣3.19萬“移民大軍”中的一員。
不止從江，也不止貴州。過去幾年，對于全國范圍內，易地扶貧搬遷的960萬名群眾而言，不僅經歷了生活圈的“大遷徙”，更迎來了命運的“大轉折”。過去，他們因“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而陷入貧困；如今，他們抖擻精神，開始擁抱全新的生活。
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汪三貴眼里，易地扶貧搬遷只不過是個新的起點，面對“如何融入新環境、如何易地再就業、如何傳承傳統文化”等問題，這場近千萬人的遷徙還遠沒有到達“終點”。
其中，貴州是全國搬遷規模最大、任務最重的省份。從2015年開始，全省共計實施易地扶貧搬遷192萬人，累計建成949個集中安置點。也正是從2015年開始，為防止“一搬了之”帶來的種種不穩定因素，全省開始了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社會治理的漫長探索。在“放任不管”與“管得太多”之間找到平衡，將“經濟發展、創造新的價值”與“快速融入、完善社會保障”協同推進，成了貴州多個集中安置點共同面臨的一道復雜命題。
日前，記者探訪貴州多地，記錄這些“新社區”里的治理實踐。
“有困難了要能找到人”
2019年，78歲的王生榮離開大山深處的“吊腳屋”，和自己的孫子一起搬到位于從江縣洛貫產業園區內的新房里，這也是貴運社區的一部分。雖然經過長期“心理建設”，但困難還是超出了王生榮預期。他的老家從江縣東朗鎮擺里村地處月亮山腹地，為苗族傳統村落，離縣城86公里，2014年至2019年村里共實現脫貧176戶888人。由于擺里村地勢偏遠，山路崎嶇不便，產業難以生根發芽，幫扶成本過高。從2019年起，擺里村的村民們陸續搬遷到新社區，開始了新的生活。
擺里村每天只有一趟車到縣城，單程需要3個多小包養網時，所以，幾乎被大山困頓了一輩子的王生榮早已習慣了“燒柴取暖、戶不閉門”的日子。剛搬過來時，他不會用煤氣，總忘記帶鑰匙，找不到回家的路時，甚至不知如何“張口問路”。
回到大山里？不行，吊腳樓破得再難住人，尤其是里面的潮氣讓他的膝蓋、雙腿生疼。在新房住下去？也不舒服，一堆要學的東西有時候并不“友好”。
大規模的移民遷徙在我國的歷史上并不陌生。從重慶市輾轉到浙江省嘉興市平湖市定居的“三峽移民”就已生活了20年，在“高峽出平湖”的背后，面對從未間斷的遷徙，安置移民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馬德峰就在一項關于“外遷農村移民社區適應性客觀因素”的研究中發現，除了居住的硬件條件是否完善外，能否適應社區新生活是影響農村移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移民身上往往‘積極性和消極性’并存，每個人在生活環境、社會心態、生產勞動、人際關系等方面的適應力都不相同，所以對移民的整合，最終目的還是要培養他們對新社區的歸屬感。”馬德峰指出。
“村民剛搬來時，面對他們的各種問題我們也是直撓頭。”貴運社區駐村第一書記劉顯遲向記者介紹，“大家心里都清楚，治理新社區是個復雜的事，要考慮很多因素，但‘群眾有了困難，一定要能找到人，找到了人還要能解決’肯定沒錯。”于是，一套覆蓋包養到每一位搬遷群眾的基層組織網絡成為關鍵。
貴運社區黨委將社區細分成14個網格，每個網格設1名“正式干部”網格員和1名“公益性”網格員，每棟樓再設1名樓棟長，通過“黨組織＋網格＋樓棟長”的三級聯動管理模式，成立居務監督委員會、綜治調解、治保委員會等，參與群眾事務監督與社區治理，確保群眾的事情有人管、及時管、專人管。
當記者見到正在社區里遛彎的王生榮時，他已沒有剛來時的“生分”，主動介紹起自己的社區和現在的生活。
“孫子跟著他爸媽去廣東打工了，煤氣灶是小吳教我用的，現在有事就找他。”老王剛搬過來的時候兩眼一抹黑，就記著那句：“有事你就找網格員。”后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知道自己的“網格員”是黨員吳金科。小區里新建住宅樓幾十棟，外觀都差不多，對于一個新搬來的老人來說，找不到家是常有的事，所以每次找不到自己單元，或是忘記帶鑰匙，王生榮就打電話給吳金科。
“誰曾想，王大爺直接把一套鑰匙放在我這里，還是原來農村的作風。”吳金科笑著說。
當每一個“新移民”都對應到了為他們負責的人，很多工作才能開展下去。最近三年，貴州949個安置點行動起來，想盡辦法，就是為了讓像王生榮這樣的“農民”“山民”更加順暢地變為“市民”。
來自貫洞鎮潘金滾村的楊奶信果一包養網家3口對此感受頗深。“雖然從山上搬到山下，距離只前進了十里路，生活卻進步了幾十年。”楊奶信果總喜歡將這句話掛在嘴邊，來形容搬遷前后的生活變化。
潘金滾村是典型的傳統侗族村落，全村都是侗族，村中婦女受教育程度不高，一些人甚至不熟悉普通話。剛到社區時，包養楊奶信果家里的戶口簿、醫保卡需要補辦，這讓搞不清流程和業務部門的她感到十分為難。
“還好有社區的‘幫辦代辦’服務！”楊奶信果總是忍不住夸贊，她家里戶口簿、醫保卡都是社區黨員志愿者幫忙補辦的。
據了解，“幫辦代辦”服務是從江縣推動1870名黨員干部下沉社區，為搬遷群眾專門提供的服務，共計50余項服務內容，讓“服務下沉”“窗口前移”。
不僅是從江，貴州各地都在絞盡腦汁，就是為了幫助搬遷群眾盡快融入新生活。比如，初次離開山區的老鄉不懂城里的交通規則，銅仁市大龍縣的干部們干脆在社區旁建起了“模擬交通燈”，從“過馬路”開始教他們城市里的出行規則；剛剛包養網住進城鎮，很多布依族、苗族的老人孩子記不住樓棟名稱，興義市栗坪社區的干部用大家熟悉的“蔬菜、水果”給樓棟命名，南瓜區“貓”棟、玉米區“熊”棟、茶葉區“鴕鳥”棟成了這里的一大特色；搬遷戶第一次接觸防盜門、抽水馬桶，正安縣瑞濠移民安置點黨支部直接把黨小組建在樓棟里，黨員干部隨叫隨到，一年下來給群眾開鎖、通下水道的活就干了5000多次，有干部笑稱自己都能“干副業”了……
正是這些貼心的工作換來百姓的安心。三穗縣武筆街道彩虹社區居民楊秀永在搬進社區后徹底沒了“想搬又怕搬”的擔憂，“身邊有這么多人幫助，城里生活似乎也沒有那么難熬。”她感慨道。
解決了民生難題，搬遷才有價值
和三峽大壩“水庫移民”有所不同，貴州易地扶貧搬遷多是由于自然環境惡劣、資源匱乏導致的社會體系發育不健全、生產力水平低下，從而誘發“原生貧困”。所以，為他們建立有針對性的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要“幫弱”“養老”“助學”等，才能真包養正凸顯出“搬遷”的價值。
莫老擺也是擺包養里村搬出來的村民，年僅40歲的她不僅很快適應了社區新生活，閑暇時間還擔任起了社區公益崗樓棟長一職，幫助其他村民更快地適應社區生活。
但另一件煩心事卻讓她發愁。
“剛來社區時，朝輝剛好處在小學升初中階段，由于不適應環境變化，成績下滑很嚴重。”莫老擺擔心的是自己的大兒子王朝輝，因為父親意外離世，內心敏感的王朝輝久久不能從失去父親的陰影中走出，又在剛念初中的節骨眼上，王朝輝成績下滑并且變得沉默寡言。莫老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青少年健康成長、好好讀書非常重要，我們費了不少力氣。”據劉顯遲介紹，為了讓搬遷群眾子女有一個好的學包養網習生活環境，社區黨委聯合社區學校成立了“關愛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充分用包養網好布客書屋、兒童之家、親情室等現有陣地，開展“四點半課堂”“快樂星期六”等活動，深受社區青少年和家長的認可。
一直在社區“四點半課堂”服務的大學生志包養愿者梁騰媛告訴記者，她與同事們每周包養網都會來為社區孩子輔導課后作業，并組織集體活動等。
王朝輝現在每天下午都會在幾位包養網大學生的幫助下，把作業寫完再回家，莫老擺也發現，孩子慢慢地開始跟自己說一些學校的事情了。“總說學校的電腦都很高級，現在自己能用電腦畫畫、打字了，有時候老師還讓玩會兒游戲。”
這樣的學習生活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如今，王朝輝當上了班里的學習委員，莫老擺也松下一口氣，現在她每周都會抽出時間到“社區夜校”參加家政服務培訓，心里盤算著等小兒子再大點送去社區幼兒園，就去找份家政工作。
除完善配套設施外，貴州在統籌用好現有教師資源的同時，采取特崗教師招聘、引進、考調、跟崗、交流學習等方式，配優建強安置點配套學校師資力量。其中，以遴選縣域內中小學、幼兒園優秀教師為主，累計配備安置點配套學校教師3萬余人。目前，這些經歷了易地扶貧搬遷的孩子們不僅告別了大山生活，也告別了跋山涉水上學的歷史，開始享受更加公平、優質的教育。
與此同時，看病就醫則是另一個大問題。
楊奶信果說：“以前去衛生院看病要走幾十分鐘的山路，再坐半個小時的汽車。現在社區里就有醫療服務中心，從家里走過去也就十幾分鐘。”隨著從江縣在全縣10個易地扶貧搬遷社區建立“一站式”黨群服務中心，醫療、教育等30余項高頻服務事項都進駐服務中心，納入網格服務范疇，不經意間，以前的難事都煙消云散了。
從江是一個縮影。解決教育、醫療、就業等民生問題，成為貴州全省各個安置點的重點工作。開陽縣東湖社區蔣家寨包養搬遷安置小區內專門建設了衛生服務中心，并開展社區“1＋1＋1”組合內簽約，為搬遷群眾提供便捷、連續的綜合性社區衛生服務；打造“15分鐘生活圈”，超市、衛生服務中心等生活場所都安置在十幾分鐘的步行距離，讓居民的生活方便、舒適。
據“十三五”全面評估核查國家驗收組在80個縣核查結果顯示，搬遷群眾就醫條件改善率達99.87％，小學生就學條件改善率達99.02％，初中生就學條件改善率達99.01％，搬遷群眾行路難、上學難、看病難等突出困難得到一攬子解決，廣大搬遷群眾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就業了掙錢了，才能住得踏實
“在老家雖然掙不到錢，但還能喂喂豬、種種地，吃飯不花錢呀！搬過去沒有收入來源，吃穿用還都得花錢了。”吳老耶在搬遷前顧慮重重。
吳老耶家是第一批搬到從江縣美娥社區的原建檔立卡戶。從山上搬去社區的頭一天晚上，她和丈夫都沒有睡好。一下雨就漏水的破房子沒什么舍不得，家里僅有的幾件家具也不是牽掛，他們擔心的是沒地可種，未來怎么生活。
搬遷后，移民們一方面要失去原有維持生計的土地等生產資料，另一方面，要面對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消費方式，雖然“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經濟支出較從前有大幅增長。如何提高搬遷群眾的收入，成了把群眾“留下來”的重點。
“后續扶持肯定是長期工作，貴州的城鎮化搬遷規包養模很大，完成搬遷后更重要的是后續扶持怎樣跟得上，讓他們能夠就業、掙錢，才能真正安居。”汪三貴說。在他看來，從山里搬過來的群眾，既要引導他們改變生活觀念和方式，適應城鎮生活，更要引進一些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高搬遷人員的收入水平。
在社區見到吳老耶時，她剛下班回家。“一來到社區我就參加了社區的刺繡培訓，現在在車間都工作3年了！”吳老耶說，現在她的愛人在外打工，她一邊在工廠上班，一邊照顧家里的孩子。兩口子每個月除去開銷，還能攢下一小筆錢。
說是“上班”，其實就是在社區一棟家屬樓的負一樓里。和吳老耶一樣經過培訓上崗的女工們有的配線、有的打板、有的裁布，分工很是明晰。在她們看來，培訓給了他們“吃飯”的本事，通過自己的技能獲得收入這種感覺也是前所未有的，充滿了新鮮感和滿足感，也讓他們在社區住得更“踏實”了。
樓上“安居”，樓下“樂業”，就業不出社區、增收就在家門口。美娥社區黨委書記劉邦分告訴記者，在美娥社區，像祖英刺繡廠這樣的“社區工廠”還有5個，全縣共有27家，都是利用社區閑置門面、地下車庫打造的。通過積極引進優強企業入駐社區，帶動易地搬遷群眾就近就業，讓搬遷群眾實現安居樂業。
當然，幫助搬遷群眾就業、增收也不止“社區工廠”這么一個選項。
從江縣遵從“外輸＋內穩”的思路雙向發力。不僅組織開展外出務工就業精準對接，還加強勞動者職業技能培訓，支持搬遷群眾自主創業。
“前兩年出去打工，不僅有專列，還有補貼，我和妻子每人都能領到1000元。”從下江鎮歸江村搬遷出來的蒙情新介紹。今年，他和妻子用攢下來的錢在老城區租了個門面賣起水果，日子越過越富裕。
從清鎮市流長苗族鄉馬連村搬到站街鎮楓漁社區的趙澤芝在社區黨支部的幫助下，在家門口順利就業。社區幫忙租下一個45平方米的小門面，趙澤芝簡單裝飾一番后就做起了生意。蔬菜、水果包養、日用品，鄰居們日常想買的東西幾乎都可以在她的小店里找到。
“生意旺季時，最高每月能有2萬元的純利潤呢！平均下來每個月也能凈賺7包養000元。”趙澤芝自豪地說。如今她的小店還成功帶動1名搬遷群眾實現就業。“一人富不算富”，熱情的趙澤芝還協助社區幫助8名搬遷婦女到附近茶廠實現就業。在她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搬遷群眾逐漸認識到“唯勤勞可致富”的道理，6名搬遷群眾學著樣子在家門口做起了生意。
多種形式的靈活就業，讓搬遷群眾的腰包鼓起來，信心足起來。
放眼全國，各地易地扶貧搬遷點也都為搬遷群眾就業做足了功課。陜西紫陽縣利用村上的附屬設施用地，為想回村種藥材的包養網搬遷群眾提供臨時住房和農業用具；云南省昆明市東川區則整合東西部協作、光伏項目等資金，實現25個整村搬遷村集體經濟收益年均20萬元以上。
無論是建設“社區工廠”讓搬遷群眾樓下“樂業”、提供技術培訓支持外出務工，還是為居民返鄉發展農業提供便利、利用涉農項目整體提升村集體收益，各項鼓起搬遷群眾口袋的措施，讓居民徹底安心在城里住包養下來。
新的問題應該重視
入冬后天氣轉包養網晴，莫老擺讓兩個兒子換上漂亮的苗族服裝，到社區廣場參加極具民族特色的“蘆笙表演”。
記者看到，貴運社區的廣場上，十幾個苗族小伙子手持蘆笙盡情演奏，伴隨著悠揚的曲調，四周聚集起來的苗族婦女踏歌而行。據了解，蘆笙舞又名“踩蘆笙”“踩歌堂”，因用蘆笙為舞蹈伴奏和自吹自舞而得名，是苗族同胞在年節、集會、慶賀等包養網喜慶時刻表演的特色節目。2006年，苗族蘆笙舞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我們有時候會跳一跳蘆笙舞，也是為了讓孩子們別忘了苗族的傳統。”莫老擺說，現在的生活很現代化，她擔心苗寨傳統會隨著“進城”而被淡忘。
同社區75歲的孫瑞光老人雖逐漸適應了便利的社區生活，卻總是惦記苗寨里自己把玩了一輩子的老物件；三穗縣彩虹社區的楊秀紅也擔心孩子們在城里生活后逐漸忘了農耕文化。
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隨著村民搬遷到社區里成為“城里人”，賴以延續、傳承的環境基礎喪失，傳統文化在人們的生活中難免走向沒落。
這種情況不止發生在貴州。四川涼山州昭覺縣新城鎮南坪社區居民訂婚時的“潑水”傳統被逐漸省略了；云南省永仁縣蓮池鄉榮融新村的居民在搬遷3年后，再也想不起來穿著鮮麗的彝族服飾；陜西石泉縣池河鎮西苑社區里過年時，很難聽到往年熱鬧的社戲了……
“隨著物質條件逐步改善，一些農村優秀農耕文化在逐漸消逝。”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王亞華說。在他看來，農村社會中原有的良好家風、淳樸民風應在搬遷社區中傳承下來。“要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讓優秀的傳統文化重新活起來，讓農民的精神面貌重新亮起來，讓人們的思想道德重新立起來，讓鄉村社會的文明程度重新站起來。”王亞華說。
幸運的是，孫瑞光最難割舍的苗寨“鄉愁”，在社區里的“鄉愁館”找到了些許寄托。他告訴記者，村里的不少老物件都成了鄉愁館里的包養展品，他時不時過來看看，摩挲在手里，仿佛以前的生活也并未遠去。
“看著老家的舊物件，又在苗寨過了一輩子，現在的日子過得再好也會想家呀。”孫瑞光說。鄉愁館里的人情味，不僅讓社區的老人找到了歸屬感，更讓他們感覺到傳統仍受到尊重，社區里的年輕人也會由此珍視老一輩的傳統。
類包養網似的“鄉愁館”今年也在彩虹社區落成。“不少東西都是群眾自發捐贈出來的，通過一件件實物和一張張照片，讓搬離山旮旯、住進新城區的群眾觸摸記憶，讓大家在老物件里思往事，記憶館里憶鄉愁。”彩虹社區黨支部書記龍禮凡介紹。
在貴州，尤其是在黔東南地區，雖然不少人搬出了山寨，但文化的“根”卻沒有割斷。在苗族聚居的移民新區，斗牛場、蘆笙場、游方長廊、苗族文化一條街處處可見。每逢節日，少數民族居民和原來一樣斗牛、喝酒、對歌，“鄉俗”在這里傳承、“鄉愁”在這里延續。
從大山深處搬遷到城鎮或者園區附近，搬遷群眾不僅需要能就業、能致富，他們的內心包養對鄉村文化更是充滿著渴望。新社區的一花一草、一個宣傳欄、一張海報、一場社區廣場的小活動，都是他們關注的焦點。在他們的心包養網中，不僅渴望像“市民”一樣生活，更渴望有鄉村鄰里的親情。
在息烽縣，搬入永靖鎮團圓小區的柯昌勇總覺得心里空落落的。
“搬到新家后，雖然每家每戶挨得很近，可總感覺心里的距離遠了，人情味和農村比淡了些，有點事情也不好找別人幫忙……”柯昌勇跟記者包養網說出了他的困惑。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李聰在陜南地區800戶易地扶貧搬遷戶的調研中發現，社會網絡緊密度、社會網絡質量對群眾的生計恢復有顯著影響。簡而言之，人際交往和鄰里關系的好壞直接關系著搬遷移民的幸福感。
顯然，盡管易地扶貧搬遷從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提升了生活質量，但人包養網際交往和鄰里包養關系、居民行為習慣的調整與適應、對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的認同和接納的心理狀態等都是不可忽視的深層次問題。
李聰認為，解決易地扶貧搬遷移民后續社會融入困境與發展事宜，不僅要注重社區內的經濟發展，更要留意社區內的文化傳承、人際交往和心理認同等方面的支持，這樣，搬遷居民才能真正“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柯昌勇也跟記者說，現在社區通過黨員帶頭組織了好多有趣的活動。
“認識了不少鄰居，至少現在能約到棋友一起下下棋了，以前就跟村里的幾個人下，也不知道自己水平到底怎么樣！”柯昌勇笑說。
他的笑容里，充滿了對未來生活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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