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中的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在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全球共識的時代背景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以下簡稱“兩山”理念）使我們能夠更好地處理江河治理與保護中的3個關系： 人與自然的關系。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強調人類不應再將自然界視為征服的對象，而應將其作為生存與發展的伙伴，尊重自然規律，保護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這一超越為人類重新認識和處理人與生態的關系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發展與保護的關系。超越了發展與保護相割裂的思維方式，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新發展理念。經濟發展不應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而應通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推動綠色發展等途徑，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良性互動。這一超越為破解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提供了有效的路徑。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的關系。解決了生態價值與經濟短期包養價值相分離的局限，明確了生態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巨大經濟價值的資源。它強調，“綠水青山”不僅具有自然美景的觀賞價值，更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服務功能和生態資產價值。通過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管理，可以將這些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這一超越為生態價值的實現和轉化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
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其流域橫跨北方季風、大陸、高原三大氣候帶，串聯青藏高原、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構成了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關鍵廊道，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態價值。黃河流域作為國家糧食主產區、能源戰略基地及能源化工與原材料工業核心區，以僅占全國2%的水資源量支撐著12%的人口、17%的耕地、13%的糧食產量和14%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流域生態狀況直接關系到區域可持續發展與國家生態安全。
自春秋戰國以來，黃河流域經歷了大規模的開墾屯田、森林砍伐、過度放牧等嚴重影響生態的生產活動。原本茂密的森林和廣袤的草原逐漸被農田和牧場所取代，植被破壞導致水土流失日益加劇，大量泥沙被沖刷進入黃河，使得黃河輸沙量不斷增加。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生態破壞的影響愈發明顯，黃河流域“水少沙多，水沙不協調”的主要矛盾逐漸凸顯。20世紀50年代，潼關年均輸沙量高達16億噸，而同期水量僅為426.1億m3，含沙量高達37.5 kg/m3。大量泥沙在下游河道中淤積，形成了高懸于地面的“懸河”，對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了洪水威脅。此外，黃河寧夏—內蒙古部分河段也出現了“懸河”。據統計，歷史上黃河曾多次發生決口和大規模改道，表現為“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每次決口、改道都會給沿岸地區帶來巨大的災難，不僅淹沒農田、村莊，還破壞原有生態系統，導致生態退化加劇，形成了“懸河再次發展—改道—生態退化”的惡性循環。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黃河治理問題，針對水沙不協調的核心問題，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工作。針對重點水土流失區，國家實施了大規模的水土保持工程，如植樹造林、退耕還林還草、修建梯田包養網單次和淤地壩等。這些措施有效地減少了水土流失，并且增加了植被覆蓋率，改善了流域內的生態環境，近20年潼關輸沙量降低至2.34億噸/年。同時，在黃河上中游修建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如三門峽水利樞紐、小浪底水利樞紐等，通過調水調沙，合理調節黃河的水沙關系，減緩了河道淤積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懸河”河槽高程。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正式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從國家層面為流域高質量發展提供系統性指導；2022年6月，《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印發，進一步細化生態保護具體路徑。2022年10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七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黃河保護法》，該法于2023年4月1日正式施行，標志著黃河流域保護治理全面進入法治化軌道。
從黨中央提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以來，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質量穩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續增強，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不斷完善，開創包養情婦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
三江源生態保護成效顯著。黃河上游所在的“三江源”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水塔”，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和人為活動的影響，“三江源”生態一度退化惡化，水源涵養能力減退、上游源區礦產、水能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突出，威脅中下游地區用水安全和生態安全。黨的十八大以來，當地政府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整體施策、多措并舉，全面保護三江源地區“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態要素，恢復生物多樣性，實現生態良性循環發展。例如，木里煤礦經過綜合整治，因地、因勢對各礦井進行差別化治理，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效。
中游持續減沙。退耕還林還草、坡改梯、淤地壩三大治理措施發揮了重要作用，使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劇的勢頭得到遏制包養網。例如，山西省在黃土高原地區實施了大規模的生態修復工程，植被覆蓋率從2018年的約20%提升到2023年的30%以上，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又如，甘肅省梯田建設和生態涵養林的推廣，使得流域內的水土流失面積逐年減少，為黃河流域的生態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而淤地壩攔沙淤地，發揮了上攔下保的關鍵作用，有機統一了溝道治理和農業發展，是農業生產與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
河口生態修復效果顯著、流域水質明顯提升。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黃河河口濕地萎縮問題，聚焦河口區域生態保護修復，構建起了以河口濕地為核心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河口濕地面積逐步恢復，生物多樣性顯包養價格ptt著提升，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樹立了典型示范。
黃河生態保護與治理取得了重大成就。從中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黃河的治理并不僅僅局限于工程措施的實施，而是一個系統性生態保護與發展逐步協調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兩山”理念在黃河流包養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中的實踐，對于整個區域乃至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意義。這一實現過程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
黃河流域生態價值的實現是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通過生態價值的有效轉化，不僅能夠推動經濟結構向綠色低碳轉型，更能為區域經濟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動能，構建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格局。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的可持續推進依賴于堅實的經濟基礎。當前流域生態治理取得的階段性成效，是有條件的，既得益于國家層面的戰略部署與制度保障，也離不開持續的資金投入與技術支撐。這充分印證了一個重要邏輯：唯有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實現生態保護投入從“輸血”到“造血”，才能為生態保護筑牢資金鏈，實現保護力度與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
生態價值的實現是培育生態文明社會基礎的重要載體，是黃河流域踐行“兩山”理念的核心路徑。通過系統推進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既能實現生態環境質量的根本性改善，又能激活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在守護自然本底的同時創造經濟價值，真正讓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
“兩山”理念指導下的生態GDP實現途徑
包養我國在生態價值實現領域已開展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義的實踐探索。例如構建了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等指標體系，對生態物質產品、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等的價值進行了衡量。通過構建市場化交易體系，流域內多個地區初步實現了生態效益向經濟價值的轉化。例如，浙江省與安徽省聯合建立的新安江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以水質考核為依據推動跨省資金流動，成為全國首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樣板。福建省三明市通過深化林權制度改革，創新開展碳匯交易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構建了以碳匯為核心的市場化交易體系，推動生態效益向經濟價值有效轉化。浙江省麗水市率先構建了涵蓋生態資源收儲、生態產品抵押貸款、市場化交易和綠色金融支持的完整機制鏈條，創新推出“生態貸”“兩山貸”“茶商E貸”等信貸產品，有效激活了農村生態資產與金融資源的融合；麗水市打造的生態產品交易平臺累計交易額突破百億元，形成了政府引導、多元參與、市場驅動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解決了山區“資源有價但難變現”的難題，探索出山區生態富民的可行模式，為全國生態價值轉化提供了系統性、可復制的實踐樣本。河北塞罕壩林場通過人工林碳匯項目達成億元級交易，包養金額驗證了生態修復工程的經濟可行性。貴州省在赤水河等八大流域建立統一生態補償機制，推動生態效益轉化為經濟價值，實現流域生態改善與區域協同發展。總體來看，我國正在逐步構建以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為基礎、以多層次補償和交易機制為支撐、以綠色產業發展和制度創新為牽引的生態價值實現體系，標志著生態文明建設正從試點探索向機制推廣深入推進，“綠水青山”正包養網加快向“金山銀山”轉化。
但是，我國生態價值實現面臨多重挑戰。生態產品總值核算體系不完善，評估和核算方法有差異，存在價值高估、定價機制主觀等問題，限制了生態價值實現潛力。同時，生態補償落地困難，補償標準不明確，補償資金包養價格來源單一，難以形成穩定長效的補償機制。
生態價值實現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生態價值核算難
生態價值核算在實踐中面臨巨大挑戰，突出表現為核算數值偏大且難以與傳統GDP直接疊加，其根源在于核算過程主觀性強、缺乏統一標準。
目前，無論是對青藏高原生態產品價值的核算，還是對云南九大高原湖泊生態價值的評估，核算結果數值普遍偏高。由于GEP與GDP性質不同，目前很難直接疊加，生態產品價值GEP與傳統GDP的融合存在根本性難題。以深圳為例，雖完成了生態產品價值與GDP核算，并嘗試通過增長率百分比運算得出綠色GDP，但由于兩者性質與核算邏輯迥異，該方法未獲廣泛認可。實際上，生態產品價值核算高度依賴于核算者的主觀觀測與計算方法，不同核算者基于自身的視角和判斷標準，往往高估生態產品價值，導致結果差異顯著且難以整合。
這種核算困境可類比為評估一只“金母雞”的價值：傳統商品價值核算關注的是“金母雞”活體的市場售價，而生態價值核算則側重于預測其未來產“金蛋”的能力，即挖掘潛在價值。然而，不同核算者的評估標準存在顯著差異：有的認為“金母雞”1年能產10窩“金蛋”，每窩3顆；有的預估1年僅產5窩，每窩2顆；還有的會考慮“金母雞”繁衍的下一代繼續產“金蛋”的情況。這些差異直接導致“金蛋總數”的預估結果天差地別。由此可見，由于缺乏統一客觀的核算標準，當前生態產品價值評估結果難以統一，如同用不同刻度的尺子測量同一事物，嚴重阻礙了綠色GDP的準確核算，亟須構建科學規范的核算體系。
生態補償難
在當前的實踐中，生態價值補償面臨多重挑戰，其核心難題主要集中在核算體系缺陷、區域橫向利益博弈、縱向生態矛盾及特殊工程補償機制缺失等方面。
生態產品核算體系的不完善構成了補償機制落地的首要阻礙。缺乏統一的價值評估標準，生態產品價值核算往往存在估值偏高且結果波動大的問題，從而導致生態補償的實施細則難以科學制定，具體執行缺乏可靠依據。
區域間橫向生態補償爭議加劇了協調難度。我國東西部在經濟發展與生態資源稟賦上存在顯著差異：西部地區雖經濟欠發達，但作為生態資源富集區，承擔著主要的生態保護責任，從生態貢獻角度來看，理應獲得補償；而東部地區則以其對中央財政的高額貢獻，以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已涵蓋生態補償為由，拒絕提供額外補償，這使得跨省生態補償機制難以有效運轉。
在縱向生態關系層面，以河流上下游為例，矛盾尤為突出。上游地區為保障下游生態用水，需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生態保護，因而對下游的補償訴求強烈；而下游地區則強調自身承擔著防洪壓力、潛在淹沒損失及防洪工程建設的巨大成本，認為利用天然水資源無須給予足額補償。在因工程建設形成的人為上下游關系中，如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陜西漢中、安康，湖北十堰，河南南陽等地）為確保水質達標，嚴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及傳統農業、制造業、采礦業發展，犧牲了經濟發展機遇。盡管北京、天津通過對口支援提供資金，但這種基于幫扶情感的援助與基于生態貢獻回饋的生態補償存在本質差異，難以滿足水源地的合理訴求。
上述問題表明，我國生態補償機制亟須在制度層面進行創新和優化，以平衡各方利益，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同共進。
生態價值實現的關鍵途徑：生態價值納入GDP核算
“兩山”理念強調了“綠水青山”所蘊含經濟價值應當得以實現，推動綠色產品的價值轉化進程，充分彰顯生態產品的價值屬性。該理念的內涵表明，生態本身具備經濟屬性，生態經濟不僅能夠而且應當納入GDP的核算體系之中，并且生態經濟還蘊藏著推動GDP增長的巨大潛力。
“綠水青山”所體現的經濟價值包含2個主要方面：① 生態產品自身所具有的價值，這直接反映出其經濟價值屬性；② 生態產品具備轉化可能性的消費價值，例如，憑借優美的生態環境吸引游客、帶動旅游消費，或通過提供優質的投資環境發揮其服務價值功能。
生態產品若要實現其經濟價值，關鍵在于能否將其納入GDP核算體系，因為納入GDP核算體系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最佳體現方式。GDP主要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3個重要部分構成。在政府的公共支出結構中，投資占據著相當大的比重。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投資并不包含財政轉移支付部分，因為財政轉移支付并不計入GDP。
生態價值的轉化通常包含3個主要部分： 在市場中直接開展生態產品的交易活動，包括區域間的資源調配與交易、企業之間的生態產品買賣等，這些市場交易行為產生的經濟價值可以納入GDP核算。 政府購買行為，即政府將生態產品作為公共產品進行投資，通過國家包養妹收儲等方式，實現生態產品的價值轉換，這一過程產生的經濟活動也可納入GDP核算。 虛擬交易，類似于自住房在GDP核算中進行的虛擬價值計算，生態產品在某些情況下也可通過類似的虛擬交易方式進行價值核算并計入GDP。
將生態保護投入、生態產品納入GDP核算體系，是推動生態與經濟深度融合的關鍵一步。生態價值難以實現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態資源尚未充分轉化為可交易的生態產品，導致其經濟貢獻無法被有效計量。生態價值孕育于生態資源之中。盡管傳統觀念中自然資源常被視為不可消費的存在，但許多自然資源能夠通過合理開發，轉化為具有市場價值的生態資產、生態產品。生態資源首先要轉化為生態資產，才能獲得進入市場交易的“通行證”，從而具備了納入GDP核算的基礎條件。以水資源為例，未經加工的水資源難以直接參與市場交易，但其水源作為資產投入生產環節，經過凈化、包裝等環節，形成瓶裝水等產品后，便能以商品形態流通，其價值也得以在GDP核算中體現。通過系統、科學的轉化路徑，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資產，再轉化為生態產品，才能夠讓生態的經濟價值顯性化。這不僅有助于更全面、準確地反映經濟發展狀況，也為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協同并進提供了有力支撐，讓“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
生態價值實現的基本原則：占補平衡與市場交易
生態產品蘊含著多維價值屬性，需要通過科學有效的機制將其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社會效益。為實現生態產品價值，必須遵循2個核心原則：
生態產品增減平衡或占補平衡原則。占補平衡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前提，強調對生態資產稀缺性占用與補償的平衡。所謂“占”，指的是生產活動導致生態價值損耗，而“補”則是通過自然恢復、人工修復等手段等量或超量彌補，以維持生態系統的循環穩定。該原則在管理經濟活動環境外部性方面意義重大。不同區域經濟主體開展生產活動時，若產生環境外部性影響，需通過恢復、替代等方式補償，以保障生態的可持續性。實踐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占一補一”的規定包養網，要求非農業建設占用耕地后需開墾同等數量和質量耕地進行補包養行情償；流域治理建立的上下游橫向生態補償機制，由下游對上游提供資金補償。這些實踐證明，占補平衡原則可抵消經濟活動的負外部性，推動生態資產利用與保護的良性循環，確保生態系統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生態產品價值通過交易實現原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核心是遵循市場交易原則，這是體現其經濟價值、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協同的關鍵。生態產品價值評估復雜且不確定，理論核算難以反映真實市場價值。受產權、定價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的影響，其交換價值常被低估，例如清潔水和空氣的使用價值雖高，但經濟價值因上述問題而被顯著低估。因此，需重視市場機制，尤其是價格信號的功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交易實現價值轉換，以價格引導資源優化配置。2021年運行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構建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場，將排放權作包養網為可交易資產，明確了碳排放的環境成本，推動了企業的綠色低碳轉型，是通過市場機制引導資源優化的一個優秀案例。通過市場交易顯化生態產品價值，合理定價以避免資源浪費，完善交易體系以促進生態保護與經濟增長的協同發展。
生態價值實現的核心機制：生態資產體系構建與確權賦能驅動
明確生態資源、生態資產和生態產品在生態價值實現中的不同定位十分必要。生態資源是生態價值的原始載體，具有公共屬性，是生態系統運行和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生態資產則是生態資源經過量化確權后的產物，是連接生態與經濟的關鍵紐帶，具備稀缺性、公共性和外部性等特征，是生態價值向經濟價值轉化的重要媒介。生態產品作為生態資產價值的最終體現，通過市場化交易將生態效益轉化為經濟和社會效益，標志著生態價值實現的終端。
研究發現，在生態資產（產品）中，具備可確權、可度量的僅有生態水、水土保持、綠色碳匯和植樹造林（種草）4類。可確權、可度量是構建生態市場體系的核心，其所構成的“水-土-碳-林（草）”系統，是生態價值實現核心資產體系的關鍵支撐。從科學意義上看，生態水是生態系統運行的核心，參與關鍵生態過程，決定著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況；水土保持可維系生態系統穩定，保護土壤資源、減少災害的發生；綠色碳匯在調節氣候、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植樹造林（種草）則可全方位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實踐中，這4類生態資產以“噸/年”為統一計量標準，通過監測水資源指標、土壤流失量、固碳量、植物數量等物理量，可實現價包養值客觀量化，為生態產品跨區域、跨行業交易奠定基礎，保障生態資源的優化配置與高效流轉。
在生態價值實現進程中，4類生態資產憑借資產確權機制發揮核心樞紐作用。通過明確生態資源的所有權、經營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突破制度障礙，將生態資源轉化為可市場化運作的生態資產。這不僅賦予生態資源稀缺性，實現市場定價與交易，更為生態資源向包養網VIP生態產品的轉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與市場基礎。確權后，清晰的產權邊界解決了外部性問題，降低了交易成本；生態資源潛在價值的量化，為生態產品開發和交易創造了條件，可推動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形成生態價值從源頭到終端的完整轉化鏈條。
創新生態價值實現機制的重要意義
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明確提出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完善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體制機制，要求完善生態文明基礎體制，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創新生態價值實現具有如下重要意義。
將生態價值及生態保護投入納入GDP核算體系，是對傳統GDP核算方式的重大革新，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從經濟發展理念轉變的角度來看，傳統的GDP核算主要聚焦于物質財富的增長，往往忽視了生態環境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價值及生態保護投入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撐作用。生態價值涵蓋了生態系統提供的物質產品（如水資源、森林資源等）、調節服務（如氣候調節、水土保持等）和文化服務（如生態旅游、文化傳承等）。將這些價值計入GDP，能夠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加全面、真實地反映社會財富的實際狀況，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轉向更加注重經濟發展質量和生態效益的統一。這有助于糾正“唯GDP論”的片面性，讓各級政府和企業在決策過程中充分考慮生態環境因素，將生態保護納入經濟發展的整體規劃，實現經濟與生態的良性互動。
在資源配置優化方面，生態保護投入計入GDP后，能夠清晰地包養網體現出生態保護活動對經濟的貢獻。這會促使市場主體更加重視生態保護，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到生態建設包養網領域。例如，企業可能會加大對綠色技術研發、生態修復項目的投資，因為這些投入不僅有助于改善生態環境，還能在GDP核算中體現為企業的產出，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形象。同時，政府在進行財政預算和產業布局時，也會更加傾向于支持生態友好型產業，引導資源向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領域流動，從而優化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推動產業結構向低碳、環保、可持續的方向轉型。
從生態保護激勵機制構建的角度而言，傳統的GDP核算方式沒有充分反映生態價值，導致生態保護者的付出得不到合理的經濟回報，容易出現“公地悲劇”現象，即對生態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破壞。將生態價值及生態保護投入計入GDP后，能夠建立起生態保護與經濟利益之間的直接關聯。生態保護良好的地區，其生態價值在GDP中得到充分體現，當地居民和企業能夠從生態保護中獲得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如通過生態旅游、生態產品銷售等方式增加收入。這種激勵機制能夠調動全社會參與生態保護的積極性，形成“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良好氛圍，使生態保護從被動的政府監管轉變為主動的社會自覺行為。
占補平衡原則是生態保護的一項基本原則，其核心是在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確保生態資源的總量不減少、質量不降低，實現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市場交易原則是通過市場機制來檢驗和實現包養網生態價值，兩者相互結合形成制度約束與市場激勵的互補機制，共同構成創新生態價值實現機制的重要支撐。
從生態包養保護紅線堅守的角度來看，占補平衡原則為生態資源的開發利用設定了剛性約束。在土地資源開發中，要求建設占用多少耕地就必須補充多少數量和質量相當的耕地，以確保耕地總量不減少，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同樣，在生態保護領域，占補平衡原則可以應用于森林、濕地、草原等生態系統的保護，防止因開發建設導致生態系統面積減少和功能退化。通過嚴格執行占補平衡原則，能夠堅守生態保護的底線，避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的短期利益，為生態系統的穩定和生態服務功能的持續發揮提供保障。
從生態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角度來看，市場交易原則為生態價值的實現提供了有效的途徑和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態資源的價值可包養網通過市場交易來體現，如碳排放權交易、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交易等。通過市場機制，生態保護者可以將其提供的生態產品和服務轉化為經濟收益，而生態資源的使用者則需要為其開發利用行為支付相應成本。這種市場調節機制能夠充分發揮價格對生態資源配置的引導作用，促使生態資源使用者更加珍惜和合理利用資源，同時激勵生態保護者增加生態保護投入。例如，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中，企業通過減少碳排放獲得碳排放權配額，并在市場上交易獲利，從而引導企業主動采取節能減排措施，降低碳排放強度。
從生態價值實現效率提升的角度來看，占補平衡原則確保了生態資源的數量和質量基礎，而市場交易原則通過價格信號和市場競爭機制，提高了生態資源配置的效率。兩者的結合能夠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有機統一，使生態價值在市場交易中得到合理定價和充分實現。同時，市場交易原則還能夠促進生態保護技術和模式的創新，推動生態產業的發展，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例如，通過發展生態旅游市場，不僅能夠實現生態資源的經濟價值，還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形成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綜上所述，創新生態價值實現機制中的生態價值及生態保護投入計入GDP，以及占補平衡原則、市場交易原則這2個要素，對于轉變經濟發展理念、優化資源配置、構建生態保護激勵機制、堅守生態保護紅線和提升生態價值實現效率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共同作用，推動經濟社會向綠色、低碳、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實現生態美與經濟美的有機統一。它們將釋放生態資源市場化的三重潛力：重構生態資源價值體系、推動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促進綠色金融與產業升級；為踐行“兩山”理念提供制度與市場支撐。
黃河流域生態價值遠景展望
黃河流域的生態資產及其價值
黃河流域作為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與經濟走廊，在生態價值實現方面已開展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義的實踐探索。通過構建市場化交易體系，流域內多個地區初步實現了生態效益向經濟價值的轉化。例如，2024年9月，寧夏彭陽縣李岔小流域完成3.6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碳匯交易，交易金額達111.6萬元；同期，陜西延安薛張小流域實現15.1萬噸碳匯交易，交易金額543.6萬元；甘肅西峰區南小河溝小流域以4.3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獲得了163.8萬元的收益。此外，2025年1月，甘肅通渭縣常家河鎮南河川小流域創新性地完成了水土保持生態產品的綜合交易，交易內容包括供給產品、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3類生態產品，交易總額突破1.1056億元，這是目前黃河流域最大一筆水土保持生態產品轉化交易。
總體來說，生態價值的實現代表著社會經濟包養情婦發展的新動能。那么黃河流域未包養價格ptt來生態價值轉化前景如何？由于區域差異巨大，合理的路徑是什么？為了回答這2個問題，筆者對2000—2020年間黃河流域9省（自治區）生態水、水土保持、綠色碳匯、植樹造林（草）4類核心生態資產的物理量與價值量進行了計算和匯總（表1）。價值核算結果表明，黃河流域4類核心生態資產的估計總價值約3 350.35億元/年，其中，上游省份（青海、四川）貢獻了32.0%的價值（1 073.75億元），中游省（自治區）（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貢獻了58.6%的價值（1 961.66億元），下游省份（河南、山東）的生態價值占比9.4%（314.98億元）。
生態水。黃河流域年均生態水總量（降水量與蒸發量的差值）約為907.50億噸，其中黃河源區貢獻了456.16億噸，占比超過50%。這一數據印證了黃河源區作為“中華水塔”的核心地位——其徑流恢復至20世紀80年代水平，湖泊數量從4 077個增至5 849個，濕地面積擴大104 km2。但流域內水資源分配呈現出顯著的空間差異：青海以462.44億噸的年均生態水量居首，而下游河南（26.31億噸）、山東（13.66億噸）僅為上游青海省的5.7%和3.0%。這種“上豐下枯”的格局決定了黃河流域特有的保護與發展格局——下游省份以占全流域4.4%的生態水量支撐著全流域27.4%的耕地（全國10.9%）和全流域47.8%的GDP（全國11.7%），凸顯出水資源承載力與經濟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若以每噸1元的生態價值估算，青海每年可產生462.44億元生態效益，而山東僅13.66億元，反映出生態保護與經濟收益區域匹配的重要性。
水土保持。黃河流域年均水土保持量（潛在最大土壤侵蝕量與實際輸沙量的差值）約為32.16億噸，其包養中陜西（7.31億噸/年）、山西（5.56億噸/年）、甘肅（6.48億噸/年）三省貢獻了60.1%的總量。這一數據背后反映的是黃土高原持續70年綜合治理的成效，例如陜西綏德辛店溝小流域通過淤地壩、梯田等措施，將水土流失治理度提升至80%，攔沙率達98%。值得關注的是，陜西實現了7.31億噸的年水土保持量，按每噸50元的生態價值估算，可創造365.5億元生態價值，相當于當地2020年GDP的2.3%。
綠色碳匯。黃河流域年均植被碳匯量（凈初級生產量NPP）約為3.95億噸，其中陜西（0.86億噸）、甘肅（0.72億噸）、山西（0.66億噸）三省貢獻了56.7%的碳匯量。這一增長與退耕還林工程直接相關——陜西吳起縣自1999年實施退耕還林以來，森林覆蓋率從19.2%提升至63%，碳匯能力顯著增強。而青海作為高寒生態系統，年均碳匯量僅0.66億噸，不足陜西的77%，這與凍土區植被生長緩慢的特性密切相關。以100元/噸的碳交易價估算，流域年碳匯價值達394.94億元，其中陜西86.12億元的價值量，相當于該省2020年碳排放總量的12%。
植樹造林。黃河流域人工植樹造林種草量（地上生物量AGB）的多年平均值約為8.80億噸，其中山西（2.34億噸）、陜西（1.87億噸）、甘肅（1.54億噸）占比達65.3%。這種空間分布與水土保持重點工程的分布高度吻合——山西通過“三北防護林”等項目，20年間森林覆蓋率提升11個百分點，以50元/噸估包養網算，流域年生物量總價值達439.91億元，其中山西117.18億元的價值量，相當于其2020年林業產值的65.5%。值得關注的是，黃河源區實現了草地綜合植被蓋度56.3%的恢復，表明自然修復與人工干預的協同作用十分顯著。
總體而言，可得出以下結論：上中游省（自治區）貢獻了90%以上的生態價值，下游省（自治區）通過經濟活動獲得更高收益，包養妹因此需要建立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退耕還林、水土保持等國家戰略顯著提升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以陜西、山西等省為例，生態治理可轉化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水土保持碳匯交易、用水權轉讓等創新實踐，可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新路徑。這些數據不僅揭示了黃河流域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更映射出區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復雜關系。未來需通過“占補平衡+市場交易”雙輪驅動，實現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協同共進。
黃河流域的生態價值實現的路徑
在“兩山”理念的指導下，應從現實角度考慮黃河流域生態價值實現的路徑。黃河流域9省（自治區）在生態資產的發展保護程度、經濟主導性等方面存在區域差異，因此需要通過不同的核算方法對生態資產的經濟效應進行評估（表2）。直接轉化法是將生態資產視為可進行市場交易的經濟產出，按照資產估值的方式，基于未來買賣的市場價值進行估值，直接計入GDP，核算其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適用于生態保護主導型地區。投資拉動法則是將生態資產視為生產要素，通過投資渠道驅動資產增值計入GDP，適用于生態資產與經濟發展關聯強的區域。綜合去重法是前2種方法的結合，當直接轉化和投資拉動有明顯重疊時，通過扣除重疊效應，估算生態資產對GDP的凈貢獻，反映生態資產對GDP增長的均衡作用。這3種核算方法呈現的不同貢獻率，表明了生態資產價值實現路徑的多樣性。
鑒于黃河流域各省區生態資產特點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生態價值實現可選擇的3條主要路徑是：收儲轉化型、投資驅動型和收儲投資復合型。
收儲轉化型適用于生態資源豐富但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地區，如青海、寧夏、甘肅、陜西。這些地區生態資產直接計入GDP的轉化效應顯著，故而應采取以保護為主導的發展戰略。例如將部分中央轉移支付轉變為生態資產收儲金，一方面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轉移支付，另一方面也可計入GDP，顯化生態價值。以青海為例，其生態資產對GDP增長貢獻可達1.345%，在黃河流域9省（自治區）中位居前列。青海盡管經濟總量相對較小，但擁有獨特包養網且重要的生態系統，其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保護等生態功能價值巨大，在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協同推進過程中，青海可通過生態資產國家收儲等方式體現對經濟的貢獻。
投資驅動型強調生態資產作為生產要素，通過生態產業的投資帶來資產增值，進而帶動經濟增長。這種方式適合生態資產與經濟發展關聯強、產業結構多元的地區，如山東、四川。以山東省為例，盡管其生態資產總量僅為64.34億元，在黃河流域9省（自治區）中最低，但山東省可通過生態產業投資，推動生態農業、生態旅游及綠色制造等產業發展，以投資驅動資產增值，實現生態價值對GDP增長的有效拉動。
收儲投資復合型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復合模式，強調生態資產多種價值實現渠道的統籌及協同增效，形成直接轉化與投資驅動之間的互補與協同。復合型不應被簡單理解為收儲型與投資驅動型2種路徑的線性疊加，而是通過制度創新、機制重構與功能整合，有效消除2類路徑之間的價值重疊與效應干擾，實現生態資產價值轉化的最優配置。這一模式適用于生態資產稟賦有限、產業結構亟待優化的省（自治區），如山西、河南、內蒙古。以山西為例，作為能源大省，山西煤炭資源豐富，長期以來以資源開采為經濟支柱，這種發展模式使生態環境承受了巨大壓力。面對這一問題，山西需要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可綜合運用生態補償、生態產業投資、市場化交易等多種價值實現渠道，構建生態資產、資本市場、產業鏈條間的有效聯動機制包養價格ptt，實現生態資產對GDP增長的凈貢獻最大化，充分體現出收儲投資復合型通過多包養網ppt渠道協同的優勢。
總體而言，2000—2020年期間黃河流域9省（自治區）4類核心生態資產總價值3 350.3包養甜心網5億元/年，占2023年區域GDP的1.06%，可綜合拉動GDP增長達1.254%，生態資產的價值效應顯著，同時存在著顯著的區域差異性。預計至2035年，基于中性情景假設（生態治理持續推進、市場定價逐步完善、區域GDP年均增速5.5%），年生態資產總值有望增長至約8 250億元（約為基期2.5倍），占當年GDP比重提升至1.37%，拉動GDP增長約1.71%。到2045年，隨著制度創新驅動生態資產價值轉化效率提高和生態功能價值進一步釋放，生態資產價值預計可增長至約1.65萬億元，占當年GDP的1.62%，對GDP增長的拉動貢獻提升至近2.02%。在具體實踐中，應根據區域發展水平、產業包養網單次結構特征與生態資源稟賦情況，在上述3種生態價值實現路徑合理選擇，通過生態資產價值實現的優化途徑，推動生態保護與當地經濟發展的高效協同與良性互動。
“兩山”理念在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構建了“生態—經濟—社會”協同共進的實踐模式，為全球流域治理提供了中國智慧。
為加快落實“兩山”理念，通過制度創新將生態價值納入GDP核算，以及通過“占補平衡”與“市場交易”的雙輪驅動，黃河流域的生態優勢將轉化為發展優勢。將生態價值及保護投入納入GDP核算，通過量化生態資產的經濟貢獻（如黃河流域年均3 350.35億元的生態價值），可實現“綠水青山”隱性價值的顯性化，為資源配置、產業升級和區域協作提供準確的依據。占補平衡原則堅守生態底線，將確保開發與保護的動態平衡；市場交易機制能夠激活價值轉化，使生態產品通過碳匯交易、用水權轉讓等市場化路徑實現定價流通，二者共同構建生態保護的“制度—市場”協同體系，解決過去“資源無價、環境成本外部化”的治理難題。
展望黃河流域生態價值實現的遠景，需要重視差異化路徑：上中游生態資源豐富的青海、寧夏、甘肅等省（自治區），可通過收儲轉化型模式直接轉化生態價值，以鞏固“中華水塔”的生態根基；中下游地區則呈現多元發展格局——山東、四川等生態資產與經濟發展關聯強、產業結構多元的地區采用投資驅動型路徑，可充分發揮生態資產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將生態價值轉化為綠色產業動能；山西、內蒙古等產業結構亟待優化的資源型省（自治區）則應用收儲投資復合型模式，統籌生態補償、產業升級與市場化交易，實現經濟轉型與生態保護的協同發展。“因地制宜、分類施策”是應對生態資產空間異質性的必然要求，也印證了“兩山”理念落地的多元可能性。
未來需進一步健全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標準、完善跨區域補償機制、深化綠色金融創新，讓生態水、水土保持、綠色碳匯、植樹造林四大核心生態資產在“占補平衡+市場交易”的機制中持續釋放效能，推動生態GDP從理論構想邁向全域實踐，實現“生態興則文明興”的歷史使命，讓黃河成為一條“水清、岸綠、業興、民富”的幸福河，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奠定堅實的生態根基。
（作者：王光包養軟體謙，清華大學 水圈科學與水利工程全國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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